作者简介：徐家俭，安徽省岳西县白帽镇南庄村人。自号山雅斋居士，曾用笔名秋心、文健。一九四四年（古历癸未年十二月十七日）生。终身从教。于二○○六年元月从中等技术职岗上退休。为给世人留点遗墨，把自己的人生阅历撰写了一篇文字，标题为《人生交响曲》，共分四章叙述。

一、艰难岁月话童年    二、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三、人生征途岁月稠    四、夕阳文学话春秋

现将似仿《三国演义》中的开篇词来启动本篇。

滚滚长江东去水，浪花淘尽诗文。艺盛文昌风水转，青山依然翠，几度晚霞彤。白发骚客江渚上，笑傲秋月春风。一杯诗酒庆相逢，呤诗作赋多少事，均付笑谈中。

人  生  交  响  曲

——我的自传   徐家俭

（以此文献给我的教育界恩师、文学界恩师）

一、艰难岁月话童年

在浩浩荡荡的长江中下游北岸，有一人文底蕴较为丰厚的城市，东晋郭璞就把它定为“宜城”（即今安庆市）。在市区西郊不远处有一直通长江的支流名曰皖河。皖河由两条支流汇合而成，一条叫皖水，经潜山梅城镇以北天柱山西侧流过的又称潜水。另一支流称之为长河。经太湖县晋熙镇朔流而上的一个较大的支流叫店前河。在店前河支流又支流水口河的一个地方，距唐代诗人李白所隐居的司空山北麓约四十里处；距曾被汉武帝南巡时册封的明堂山之西五十六里处；在北宋仁宗皇帝三舅李三出家化佛的妙道山国家森林公园之西北五十八里处；在崇山抱绕之中、在青山簇拥之下、有一块约二十多平方公里的盆地名曰：南庄。公元一九四四年古历癸未年十二月十七日一个明月星稀的寒夜，我就出生在这个盆地北山脚下的一个名叫老店的极其贫困之家。父亲号联庆，字弹冠；母亲名金芝，是祝氏一位博读经史、纂修过宗谱任塾师的第二位千金。我的父辈本有三人，大伯也是塾师，我的父亲排列第三，性情非常温和。家政中的一切好象都是由略微识点字、略有计算的我的母亲主持。在我之前，母亲已生育四男一女，其中二男幼岁已经夭折，一女早授他姓做童养媳。土地不足一亩，生活的源泉主要靠父亲佣工或做点到远途运盐散卖的小生意和母亲帮人纺线。该岁月正处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在中华大地上凶残的践踏。距我的家乡四周约百里之程外的南面的太湖县梅佗镇；东向的潜山县水吼岭；西向的湖北省英山县杨柳湾；北向的霍山与金寨均经受了日本强盗的炮火。唯有我们皖西南大别山的深山老林，由于交通阻塞，才幸免于难。不过并非净土，处于“金陵王气暗然收”的蒋氏政权的苛捐杂税的横征暴敛，依然使这块净土民不聊生。我算是生不逢时，命逢浩劫，我出生时，母亲年近四十，父亲体弱多病，长我一十八岁的大兄为躲民国抓兵避难他乡。适逢国难家贫之时，母亲是准备把我溺杀的。多亏我家做童养媳的大嫂把我连忙救起。日本的投降，接着新中国的诞生，全国亿万人民处于解放的幸福之中。我家又分得了二亩多田地。然而我的父亲（年仅五十四岁）却在一九四八年就离开了人世，我家的生活状况也就不能与时俱进了。我十二岁才开始读书，八岁就开始放牛。在读书的各年级班里，年龄都算我最大，老师看我比一般同学成熟些，大多任我为班长。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许多学友纷纷辍学，而我穿着母亲给我缝补的破衣服，带着母亲给我做的无油少盐的野菜、树皮糠粑升到了位于中国禅宗第一山的司空山脚下的店前初级中学。在校三年，由于生活是国家供给制，生活的安定给我的身心带来了全面的大发展。自初二起，我不但是班长，而且还是团支部书记。在学业优秀之余，利用别人上球场或玩耍之机，中国的古典文学四大名著等，我均读尽，诗词歌赋亦开始涉猎。为在书店里抢购一套《三国演义》，竟然卖掉了我两件洗换白褂子中较新的一件。我的恩师潘天知道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拿出三元钱叫我赎回我的衣服。要知道，他当年的月薪也仅三十四元伍角哇！啊，这无比崇高的师德一直鞭策我怎样为师，如何作人。除喜读课外书之外，我还利用星期日（注：离家有四十里路程，我们一个月只放假回家一次）邀朋结伴游览司空名山，探幽览胜。钻钻达摩二祖佛坐化升天的石洞，体验体验做神仙的滋味，到“太白仙踪”巨石前咏诵李诗以祭诗魂。再眺望或俯视四周的青峦绿水，纷繁的人间世界青峦如丸，绿水如带，车如甲虫，屋宇似盒盖，人行如蚁。倒使我有点羡慕天上已经超凡脱俗的境外“神仙”。

二、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公元一九六四年秋，我顺利的考取了长江之畔中下游北岸振风塔下的安庆师范。这是座风景优美、建校历史十分悠久的校园。从公元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暮春，清安徽布政使于荫霖、按察使赵尔巽奉命在省城安庆北门外柏子桥西购地百十余亩，广植花木，把“敬敷书院”移址于此始。由此就揭开了该校育英育才的序幕。这座古老的校园，北倚大龙山，东傍垂柳夹岸，亭台楼阁倒影湖水的菱湖；而又远离城内烟馆、酒肆、商贾车马的喧嚣。（注：现在大不相同，这里变成市区了，周边高楼大厦林立，学院内亦如此）敬敷书院的首任山长是安徽桐城的名儒阮强，他曾是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座上宾，主讲过台湾书院。之后主持、主讲之人除历任巡抚之外，桐城派的刘大魁、姚鼐皆列其中。公元一九○二年敬敷改为“安徽大学堂”。首任校长乃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严复之后，又曾办过“安徽学堂”。该期间培养出了柏文蔚将军、熊成基烈士等。后又相继办过“省公立法政专校”。著名现代文学家郁达夫曾三次来此校任教，并写下了自传小说《茫茫夜》。该小说描绘了他在宜城愉悦的心境。几经沧桑，公元一九二九年八月，经过皖籍名流如柏文蔚、朱蕴山、章伯钧、胡适、陶知行、光明甫等人士多年的筹备努力，终于办起了安徽第一所最高学府——“省立安徽大学”。其间有许多社会名流、教育家、文学家在此校任过教授。如周建人、苏雪林、陈望道、郁达夫等。日寇的入侵曾停办直到一九四六年又恢复。诚请大美学家朱光潜来主政未就，改由陶因主持。随着民国政府在大陆政权的消失，“安大”迁往芜湖。这座饱经磨砺的校园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秋又改成了海军工程师的摇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联合学校第三分校”。时至一九五五年海校迁往青岛后终于成了皖西南地区中、小教育培养师资的摇篮。我，一个赤贫学子，能考入这座优美的名校读书，身心感到无比的愉悦与荣耀。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里学点真本领，报效祖国，报效乡梓的父老，报效我母亲对我含辛茹苦的培养。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尊师守纪，深得到了老师们的喜爱。我不但是班上的班干、团支部书记，还是学校学生会中保卫科的部长，校团委会的宣传委。一九六五年我为校团委写的一篇先进材料，在“五四”青年节皖江剧院全市青年代表大会上宣读，不但赢得了阵阵掌声，还捧回了一块奖牌。为学校争得了一份荣光。之后，校长、校团委书记曾跟我谈心，视我为学生中的拔类人才。拟我毕业后留校，搞校团委里的工作。哎，我好忙啊！学业成绩不能落伍，这些老师、同学信任的工作不能丢，而最大的一个追求要读校图书馆里的大量图书。由旧安徽大学沉积下来的图书约十万册之多。我国最大的丛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小说集成》、《世界文库》、《民国日报》，有的省级图书馆没有，这里居然也有。近二年内，我将近借阅了百数本古今中外的图书杂志。大大开拓了我人生的视野和提高了我的文学素质。公元一九六六年文革的爆发，不但结束了我想做点真学问的美好环境，同时也打破了我留校的黄粱美梦。五月起，就开始停课，口诛笔伐，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夜话》，揪斗反动学术权威。我校的一位教哲学的老师赵平和一位教中文的老师朱式容，首先就成了牺牲品。一个逼得悬梁自尽；另一个被逼得跳楼寻亡（未死）。六、七月份，运动就已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学生就开始上街扫“四旧”、贴标语。在这个青年热血沸腾、丧失理智的狂飙时代。我校数百学生前往已有四百多年悠久文化历史的迎江寺振风塔，大搞无情的打砸、焚烧活动，珍贵的佛经付之一炬，而佛像被摧毁殆尽。此活动，我也名列其中。不过此期间，我也做了一件功德事。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在省城合肥惨遭迫害，而远在安庆的弟子潘景利，其处境也不妙。我奉某个艺术部门造**派司令部之令保护过她的人身安全。十月初，学生活动又进入另一高潮。萌动了百万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运动。十月五日我与本校的数十名红卫兵一道，就踏上了去北京城的列车，去见毛主席，去搞大串联。在京城一呆就是三十九天。曾三次分别在天安门广场、西长安街电报大楼之下、西郊机场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和林彪。在京城的日月里，除串联过包括北大、清华、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在内的四十多所大学、学院外，还浏览过许多京华的名胜之区及名人舍所。充分体验了一下中华历史文化、艺术底蕴的丰厚。但这时，我所瞻视到的珍品，大都遭到了文革的破坏。颐和园长廊之中过坊上的字画，遭到了涂盖而万寿山前的墙壁却刷上了歌功颂德的标语。这中间，我当然登过长城，去过十三陵，卢沟桥更不例外……之后，曾南北东西纵横串联过十余省市。到了六七年春夏之交，安庆已卷入到两派的夺权纷斗之中。安庆地委副书记原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为暗中支持“P派”，被“好派”在合肥工业大学抓捕。我秘密而友好地由安庆至九江的路段中送过他一程上北京。七月十三日，是我终生难忘的蒙难蒙羞耻的日子。清晨，由百余名产业工人组成的造**队，包围了设在我安师大楼上的宣传喉舌。在捣毁了印刷、播音设备之后，还把楼内的学生捉住押走。我稍微抵抗了一下，就遭到生命攸关的一铁捧。傍晚被释放后，我由战友护送到8361军部医院治疗一周后才出院。六八年夏，经过留校闹革命的洗礼，我回到了我的所在地岳西县白帽区、乡任教。一干就是三十八年，直至公元二○○六年元月退休。

三、人生征途岁月稠

任教之初，我到县人事局报到，曾有机会改变我的职业性质。当时的一个公检法干部，一个税务局干部都在办公室里坐着要人。我曾被他们看中，而我与教育结缘。（当年，我的数位同学，的确利用别的单位也缺人的机会，另有高就。以后有的当上了局长、科长、副县委书记、县长等，他们在位的确风光了一阵子。退休后还和我一样。）。

我毫不遗憾地教书。第一所任教的学校乃是余河大乡的中心学校。此个时期，该校的教学秩序还未完全恢复，校长还是靠边站。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进驻学校的贫下中农手里，由外行领导内行。说来好笑，我这个初出茅庐，毫无教学阅历的人，一到校，立即被他们“封”为副主任，主持学校的工作。时近十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播出了《人民日报》里的一条重大新闻：说是山东省的两个教师建议，农村的初中、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老师不拿工资拿工分。这如同一声惊雷，立即把中国的教育界带来一片唏嘘，一片茫然。那时的工作真可谓雷厉风行。十一月，我县就召开全县区、公社革委会、教革委主任会议，落实中央的文件精神。（实际上中央这里并未下文件）我也赴了会。会议共开了四天，最后县革委宣布文件精神：“说是从六九年元月起，我县农村中小学教师一律调回原籍工作，不拿工资拿工分。”文件一宣读，许多区社教革委主任（即现在的校长）就暗自神伤，考虑这个经济的极大反差，将来如何生活！某个区的一个主任劝我：“你是刚分配的老师吧？趁年青另择他岗还来得及。”我十分坦然地说：“我学的是教书的专业，不想他择。至于待遇，别人过得开，我也过得开。”这位好心人感到十分的愕然。啊，天下之事，有时真是颇有戏剧性。塞翁失马，焉知是福，焉知是祸。

教育界这一折腾，倒使许多在外籍工作的教师因祸得福，调回了本籍，倒也圆了许多家庭的团圆梦。而工资制度的变更，一直并未施行。这时，我当然也调回了我亲爱的摇篮小学——南庄公社中心小学。这座哺育我的母校，我一生共教三十八年书，其中在这座学校里四进三出，共计生活了二十八载春秋。如今这所学校里的五十多岁的教师，居然还是我在此校教过的初中学生。二十八载春秋，我在此演绎过不少的人生甜酸苦辣的滋味。先说说“苦”，在此校首任之初，学校改制戴初中班一年级帽子（后升为正式初中，也跟小学在一起）。小学生年级有课本，而初中没有，我作为任课老师兼校负责人，交通不便，我曾往返步行二百余里去湖北英山县新华书店购课本挑回（住店歇宿仅报销每晚四角，途中运书分文未报），教学仪器缺乏，我专门请来木工师傅来校做圆规、直尺、三角板。化学实验无材料，我根据课本上提供的药品名称到医院里去买……初中从六九年春起一直到八四年秋撤并迁走。办校十五年，我除中间有六年时间调到别校任教外，均任初中部语文教师兼副校长。我与同行们共同培养出来的学生，如今有大学博导师、高中校长、教师、科技界、新闻界人才，市县级医院长、医生、镇乡书记、乡长等。另外还有两个亿万富翁。教学所付出的艰辛叫“苦”，而“桃李芬芳”，这就是“甜”。在这期间，我还有另一苦另一甜。为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我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深造过四年。八○年冬月，我的慈母在病塌上垂危之时，我竟还在设在安庆的考点上完成古典文学学科考。学业虽完成了，而我的失孝之心却受到了道德观的烤打。八四年秋，初中撤并，我因受家庭责任制、孩子均在小学读书原因的拖累，仍留原校完小任教。这期间，当然辅导区的党支部书记之职（从九三年起至二○○五年）、副校长职（从八二年起至九○年）荣任在肩。这其中又有一个人生坎坷曲，九○年秋冬，我负责学校房屋改貌，因抵制了乡长想在工程款上饱点私囊的企图，被他弹劾到另校任教三年。在此期间，思想有过沉伦，但一想起古贤人君子——冯唐有安邦之志，一生不遇；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难封；苏东坡因与王荆公不合，而宦海沉浮不定。等等这些，倒使我认清了官场的险恶而开拓了胸心。九七年夏，我在诗词写作上，有个重大的举措。因写《我所见到的一位公仆》，获得了《人民日报》精神文明研讨会的二等奖。之后，由诗词描写中的这位主人翁、在我乡村扶贫的省委卢荣景书记搭桥引来了上汽工业集团三十五万元的建校资金，建成了一座三层楼，拥有十二个教室的大楼。九九年我又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针对“国计民生”的问题，利用在合肥参加中外散文诗年会的机会，向省人民政府呈交八条建议。当时受到副省长张平同志的会见，其中二条还得到了另一副省长蒋作君同志的批转实施。

四、夕阳文学话春秋

公元二○○六年岁首，红梅斗寒争艳之季，年届六十二岁的我，三十八载的教育生涯终于结业了。受着“师表”、“桃李芬芳”的荣誉，被数百名师生及干群，在沿途不绝于耳的鞭炮声中欢送回了家。如今许多退休佬不管在林下生活或市镇生活，都有些寂寞。而我呢？不但不空虚，而且还更实在。退后半载不到，县镇关工委就找上门来“册封”我为镇关工委副主任。好！我就为留守儿童操操心、为弱势群体奔奔走、呼号呼号；一些姓氏乘盛世修谱、修宗祠，也有人找上门来，请为其操劳，编谱编志，撰写铭文，为乡贤作传。公元二○一○年，我县政协文史委被受命编《岳西名人》一书，我又被他们所器重，撰写了两个名人的传略。除此之外，我还要食人间烟火，在家庭中有时搞点耕耘西圃下、“汗滴禾下土”的活动，以求得荆妻心理上的平衡。尽管如此，诗还是要作的，文章还是继续要写的。不然积蕴于胸的“东西”带入黄泉，该是多么大的损失与遗憾。其实，文学创作之事被当代某位名人称之为“苦旅”，毫不夸张，写文章一要文学修养、底蕴，二要兴致，三要灵感，四要时间，但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人人都爱。只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尤其当今许多年青人有点浮躁不爱读书。你的“头悬梁，锥刺股”之作。或许没有多少人来“拜读”。如，公元二○一二年莫言获得了国际诺贝尔奖。有位文学爱好者向我借去了莫言的小说作品集，只相隔了一天，就把书还给了我。我试问他的收获。他说：“题目粗俗，小说里许多长句子一口气都读不完，缺乏音乐节奏感，没有韵味。……”殊不知，莫言那超越阶段、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普世作品的精华，他倒没有领会。但是，外国评论家却独具慧眼注意到了。公元一八三一年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创作了一篇作品名为《不可知的杰作》。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标题是《呈献给一位爵士》，但内容却只打了四行、每行20个小圆点。诸位先生，小黑点谁人打不出来呢？可是，巴尔先生却把它冠之为“杰作”，并被后世传扬。我想，外国文学家的慧眼与猎奇，或许就是莫言幸运成功之窍吧！我真有点“杞人忧天”，如果国学改弦易辙，那么文艺为现实、为大众服务的宗旨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但，不管怎样，我之文学为民众、为时代的信念将坚定不移。为此，我铭刻了一个座佑铭：“融千秋笔墨警醒当世，遗百韵诗文启迪后昆。”、“诗言志，歌咏言”。昔楚大夫屈原忧国忧民而为《离骚》；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赋《归去来辞》；唐孟浩然因吟“北阙休上书”以致终身不仕而留诗千古；宋柳永因被皇帝老儿敕封“且去填词”，所创的丽句凄词吟唱古今。我，幽林修竹之下的一介草根，一个退士。生于忧患，长于安乐，身受阳光之温暖，我要感恩咏颂新声。春秋有《风·雅·颂》之先例。我独不步其后尘乎？！为此，我创作题材广阔，古今中外人文历史、山水田园、人间风情、逸事皆收笔下。而体裁：诗歌、散文、小说、寓言、格言警句无所不包。近十多年间，可喜中国文坛风起云涌，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争奇争艳的局面，给我之创作铺设了诸多平台。我将为此尽情讴歌。不过也已经付出了诸多行动。诸如国家举行重大纪念征文，我均参与；一些图书著作中心出丛书，我也不轻易放过时机。脑子颇有灵感。遗憾的是资金跟不上，时间不够。而幸运的是：我的作品已遍刊全国近七、八十部国家级图书其中的卷页，而贱名已被全国一些文化管理机构、图书编著中心冠之为“名誉主席、主任、副总编”或“诗坛泰斗”、“桂冠诗人”、“杰出诗人”。至于所获得的金牌、奖证达数十种类之多。却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二○一二年度被中国国际艺术网授予“国际知名艺术家”荣誉称号，肖像用作《中国艺术大系》封面，其《人生无奈经》入选其书内页。我之创作风格纯正。不咏无病呻吟之句，不写哗众取宠之文。写人文历史，忠于史实、事实。如写的纪念孔子、岳飞、欧阳修、唐寅、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及邓公等人物颂及《七六史诗奠千秋》等。我很不赞成胡适先生这样的观点。他说：“历史是个百依百顺的姑娘，你愿意怎么打扮她，她就怎么打扮。”试想如果这样，会给当今青年人乃至后世带来多大的误导。但写山水田园，我却带有几分浪漫。我之创作体裁亦多变，仅以传统诗为例，古风长排，七、五绝句、七律等均有所涉猎。大多意境开阔，而不大拘泥于死板的绝对韵律之中。

我曾有一句自励自警名言：“人生在世，如果是一个负责的人，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但要择紧事、要事、急事先做。”但夕阳无限好，就在近黄昏。曹孟德诗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我要用夕阳映照下的绚烂，用文字之笔在我有生之年警示当年青年人：“盛世思危，不断进取。”启迪后人：“承前启后，再展辉煌。”，古哲人提倡“独善其身。”我却倡导：“普善天下。”，若能如此，我的心愿逐矣！

最后以我的两首自喻诗、自况诗奉献读者，结束的我的人生变奏乐章。

其一：自喻诗    《梅韵》

茎瘦枝寒一怪才，百媚纷谢花始开。

人间傲骨长留在，料是此物启迪来。

其二：自况诗    《今生无憾赋》

身世寒微幼年贫，拼搏进取身未荣。

屈蛰幽林为童傅，文名誉外世界闻。

山雅斋居士于2012年11月中旬执笔，12月10日莫言在瑞典领奖日完稿，12月12日岳西打印。

编者按：读家俭老师自传，颇有感悟：“人生易老心不老，桑榆未晚壮志酬”。徐老师退居林下，寄情于山水诗赋，其乐观处世精神，其文章处处凸显的知足者常乐，老当益壮的豪情跃然纸上。